道德經 第五十七章

  

道德經 第五十七章

[原文]

以正①治國,以奇②用兵,以無事取天下③。吾何以知其然哉?以此④:天下多忌諱⑤,而民彌貧;人⑥多利器⑦,國家滋昏;人多伎巧⑧,奇物⑨滋起;法令滋彰,盜賊多有。故圣人云:”我無為,而民自化⑩;我好靜,而民自正;我無事,而民自富;我無欲,而民自樸。”

[譯文]

以無為、清靜之道去治理國家,以奇巧、詭秘的辦法去用兵,以下擾害人民而治理天下。我怎么知道是這種情形呢?根據就在于此:天下的禁忌越多,而老百姓就越陷于貧窮;人民的銳利武器越多,國家就越陷于混亂;人們的技巧越多,邪風怪事就越鬧得厲害;法令越是森嚴,盜賊就越是不斷地增加。所以有道的圣人說,我無為,人民就自我化育;我好靜,人民就自然富足;我無欲,而人民就自然淳樸。

[注釋]

1、正:此處指無為、清靜之道。

2、奇:奇巧、詭秘。

3、取天下:治理天下。

4、以此:此,指下面一段文字。以此即以下面這段話為根據。

5、忌諱:禁忌、避諱。

6、人:一本作“民”,一本作“朝”。

7、利器:銳利的武器。

8、人多伎巧:伎巧,指技巧,智巧。此句意為人們的伎巧很多。

9、奇物:邪事、奇事。

10、我無為,而民自化:自化,自我化育。我無為而人民就自然順化了。

[引語]

在二章、五章和十章里,老子已將天道自然的思想,推之于人道,提出了“無為而治”的思想。在本章里,老子以“天下多忌諱,而民彌貧;民多利器,而邦家滋昏;民多智慧,而邪事滋起;法令滋章,而盜賊多有”反證應以“無事取天下”,皆末托“圣人”之言,長言無為之治,章法井然。老子生活的時代,社會動亂不安,嚴峻的現實使他感到統治者依仗權勢、武力、肆意橫行,為所欲為,造成天下“民彌貧”、“國有滋昏”、“盜賊多有”的混亂局面。所以老子提出了“無為”、“無靜”、“無事”、“無欲”的治國方案。他的政治主張在當時不可能被執政者所接受,也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性。總之,這一章是他對“無為”的社會政治觀點的概括,充滿了脫離實際的幻想成分。但這對于頭腦清醒的統治者為政治民,是會有益處的。

[評析]

先說“以奇用兵”。《道德經》不是兵書,但其中不排除有關于軍事方面的內容,這是我們在前面章節里已經說到的問題。例如本章講“以奇用兵”,實際上講的是軍事問題。在老子的觀念中,用兵是一種詭秘、奇詐的行為,因而在用兵時就要注意想奇法、設奇計、出奇謀,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出奇制勝。這表明,老子的用兵之計與治國安邦有截然的區別,即用兵要奇,治國要正。“以奇用兵”實際就是要變化莫測、神出鬼沒。戰爭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,是國家政治無法正常運軌時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。老子反對戰爭,但戰爭卻不可避免。因此,老子在《道德經》里就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見解。這個“以奇用兵”之計,不是為昏君、暴君出謀劃策,而是為弱者、為正義之師設想的。

再說第二層意思。老子說“天下多忌諱,而民彌貧;人多利器,國家滋昏;人多伎巧,奇物滋起;法令滋彰,盜賊多有。”這是老子對國計民生的具體思考。胡寄窗寫道:“老子把工藝技巧認定為社會禍亂的原因,他們要求廢除工藝技巧,甚至認為盜賊之產生也是由于工藝技巧的關系”,“可見他們對工藝技巧的深惡痛絕。堅決反對工藝技巧是道家經濟思想的特點。初期儒家并不根本反對工藝之事,只不贊成儒者從事工藝,甚至有時還承認工藝的重要作用。墨家之推重工藝自不必說。戰國后期的儒法各學派,雖鄙視工藝,但尚肯定工藝之社會作用。只有道家才錯誤地把工藝看作是社會禍亂的根源。”“老子反對工藝技巧的這一觀點,非常奇特,與戰國各學派以及戰國以后各封建時期的思想都迥然不同。這一觀點本身不僅是消極落后,而且是反動的。”(《中國經濟思想史》上,第211頁)這種分析雖有其道理,但我們感到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再作分辨。老子重視“無為”,重視“質樸”,重視“勤儉”,他反對工商的觀點有其指導思想的原因,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。客觀地講,老子并不是籠統地、絕對地反對工商,他主要反對的是統治者借工商積斂財貨,過奢侈豪華、醉生夢死的荒淫生活,并不反對老百姓求富,因為在本章中,老子說“我無事,而民自富”。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證據。籠統地講老子反對工商業的發展,恐怕還要再找一些論據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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